公元220年曹丕袭魏王位,当年废汉献帝自立,国号魏。公元221年,刘备在成都称帝,国号“汉”(史称“蜀汉”或“蜀”),据长江上游地区;222年孙权在建业(今南京市)称吴王(229年称帝),据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。从此,魏、蜀、吴鼎立局面形成。三国连年征战,263年魏灭蜀,265年司马炎代魂立晋(吏称西晋),280年晋灭吴,全国复归一统。但西晋王朝因司马氏宗室争夺中央统治权,“八王之乱”持续十六年的混战,使隐伏矛盾迅速激化,很快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兵进中原。从316年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灭西晋起,北方从此进入“五胡十六国”的战乱时期,前后出现20个割据政权。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政权北魏统一中国北方,方获近百年的相对稳定。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,继之北齐代东魏,北周代西魏,581年隋代北周。在南方,公元317年西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(南京市)称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权,史称东晋。公元420年以后又历经宋(420~479年)、齐(479~502年)、梁(502~557年)、陈(557~589)四朝更迭。此四朝与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权相对峙,是为南北朝,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,才再次结束割据局面,使全国重归统一。
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,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最纷乱的时期之一,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,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。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地区,先后有曹魏和蜀汉分别制定魏律和汉律、推行屯田制;西晋初期改立占田制、课田制以及对王公官员的限田制,这对抑制土地兼并、补救战争创伤和恢复社会经济均有一定积极作用。北魏改变鲜卑族风俗、服制、语言,鼓励与汉族通婚,加强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。这些改革推进了民族融合,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进程,促进了北方生产、经济的恢复和科学文化的发展。
东晋和南朝时期,江南地区的生产有较为迅速的发展。西晋末开始的北方战乱,迫使大量汉族农民迁至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,总数达70万人。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被带到南方,广为传播,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状态大为改变。农作物品种逐步增加,牛耕普遍推行,干旱地区采用了北方精耕细作的区种法。同时,还兴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,创造了多种作物经营,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,并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,促进了商业的繁荣,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发展,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。
在意识形态方面,随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,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,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,并有玄学的流行。
佛教自西汉末由印度传入我国,到东汉时已有人翻译佛经,但信佛者不多,魏晋时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陆续来到中国,随着佛经翻译增加和佛寺兴建,佛教迅速传播,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我国。南北朝时期大力提倡佛教,于是造佛寺、塑佛像、释佛经、传佛学形成高潮。以至“招提栉比,佛塔骈罗”,僧尼人数也大量增加。佛教教义将现实痛苦归罪于前世不行善,要人们忍受今世苦难,寄希望于来世,这种思想易为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社会之中的人们所接受,“因果报应”、“灵魂不灭”、“三世轮回”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时广为传播,劳动人民深受其害,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说佛谈禅为能事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涣散了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,懈怠了人们创新医药的积极性,给医学的发展带来危害。
道教源于我国民间,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理论和宗教组织迅速发展,形成一派很有影响的宗教势力,其根本教义在于追求长生不老,还宣扬“谶纬”之说和“清静虚无”等观点。这些宗教迷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,无疑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,但是道术中有不少与医药保健有关的养生学内容,炼丹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,为道教典籍和相关书籍所保存。
两汉时期,统治阶级所独尊的儒家学说,此时期因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受到很大冲击,但仍是封建统治的基本思想柱石。儒经所讲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等,对医家均有较大影响,东晋以后,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,儒、佛、道三家均有较大发展,渐成并立局面。
南朝时梁武帝肖衍为协调儒、佛、道关系,创三教同源说,试图以佛教为主,儒道为辅统一三家。他首先兴儒家,制礼乐,倡经学,为孔子立庙,设五经馆,置五经博士;又大兴佛教,建佛寺达700所,亲自讲演佛经,使佛教在南朝迅速发展,同时宠任道教徒陶弘景,赐以黄金、朱砂、曾青、雄黄等炼制仙丹,企求长生不死,致道教在南方滨海各地大为得势。于是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儒、佛、道相互鼎峙的错综复杂局面。
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被称为“三玄”,玄学家熔儒家的名称与“道家”的“自然”为一体,加以改造和发挥,被称为玄学,它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。他们自恃清高、无为、清谈“玄理”。其思想体系甚为复杂,相当部分士人,放荡不羁,讲求服石、炼丹,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积累许多化学变化的规律和经验,从另一侧面推动医药学的发展。
此期医学发展有三个特点:
(一)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,社会动荡局面,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,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,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,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。诊断水平明显提高,治法丰富多采,诊治均有新的创造和发现。据记载,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,在内科、外科、骨伤科、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,均有很大进步。
(二)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,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,有重大发展,晋·王叔和的《脉经》,魏晋间皇甫谧的《针灸甲乙经》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,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(三)药物学有突出进步,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,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,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,又总结《本经》后数百年的新经验,参考《名医别录》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,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,对药物限制、度量衡、剂型等严加考订,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,影响深远。雷敩所撰《雷公炮炙论》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。
(四)在玄学思想影响下,服石之风大盛,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,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,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,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。